陈独秀墓五次立碑的曲折经历

陈独秀之墓

墓冢是在原墓的基础上升高扩大，用汉白玉包盖为半球形，墓基是用汉白玉铺砌的两层平台，四周有雕石栏杆，墓前有宽阔的石阶和通道，两米高的黑色花岗岩石碑十分醒目，这已是第五次为陈独秀的墓立碑。

    1942年5月27日，贫病交加中的陈独秀在江津鹤山坪石墙院逝世，终年63岁。陈独秀死后其家人无钱安葬，是在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及同乡、同学、朋友捐助下，为死者置办了四川香楠木棺材，才临时厝于西门外邓燮康园地(此地后修复为衣冠冢)。当时，墓碑上刻有陈独秀生前好友欧阳竟吾写的“独秀先生之墓”六个字。

陈独秀

陈独秀临终前，曾嘱咐三子陈松年:“以后回家，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带回去。”

一晃五年过去了。1947年2月，陈松年根据父亲遗言，雇了一只浙江帮船，载了祖母、父亲两具灵柩回到了家乡安徽安庆，并将父亲葬于安庆北门叶家冲(现属十里铺)，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于一冢。这既遂了父亲的遗愿，因为此处与父亲所钟爱的独秀山不远，同时也遂了母亲生不能与丈夫同寝，死能合冢的遗愿，可谓两全之策。

江津陈独秀墓的墓碑不便运输，因此在安庆松年又重新为父亲立了一块碑。这个墓碑很小，正中刻着“先考陈公乾生之墓”八个字。为什么不把“陈独秀”三个字刻上墓碑，而改陈独秀科考时用的“陈乾生”名字？因为在江津办理陈独秀丧事时，国民党曾密令卫戍司令部特派员监视，江津国民党县党部也为安葬陈独秀一事对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纠缠不休。因此，陈松年为安全计，特意在灵柩上刻上了“陈乾生”名字，盖此名知道的人很少。而迁葬安庆后，也是为了墓地的安全，仍用“陈乾生”名字立了个碑。

1953年2月，毛泽东到安庆视察时说:“陈独秀早期对马克思主义是有贡献的。新文化运动他是思想界明星，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指挥的。中期，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陈独秀同样被诬为革命的对立面。但也许就是陈的墓碑上用了“陈乾生”这个名字，谁也不会知道那就是陈独秀的坟墓，而陈独秀的后代也30多年没有去墓前祭扫过。

文化大革命后，陈松年带着子女去扫墓。但墓地已为荒草覆盖，墓碑也无影无踪了。经过多方询访，找到当年抬灵柩的一位老农，认得陈独秀的楠木棺材，这才确认墓址。

1979年10月，陈松年征得当地有关部门同意和资助，以延年、乔年、松年、鹤年四个儿子的名义重修了墓地。

新立的墓碑上没有再用“陈乾生”这个名字，改为“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碑后面是一个不大的土堆——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坟。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封冻几十年的陈独秀研究工作开始松动了，陈独秀的墓也开始受到关注。

1982年安庆市政府确定陈独秀墓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因而重修了这座本来毫不起眼的墓冢。

新修墓冢坐北朝南，四周用白石条砌了石栏，石栏外围是一条防山水的土沟。墓顶仍是土冢，重新立的墓碑下面刻“陈独秀之墓”五个字，背面则仅有生卒年月，无其他内容。

随着拨乱反正工作深入开展，特别是1989年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历史档案公开了，大革命时期陈独秀问题的史实真相大白了，强加给陈独秀的一些罪名也一个个被否定。

1991年新版《毛泽东选集》的陈独秀条目注释，摘除了原版注释中“投降主义”“取消主义”两顶大帽子，肯定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党成立后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

199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陈独秀”条目注释中又明确肯定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只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什么“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派取消主义”等统统没有了。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以后，重新修订、审定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进一步具体地肯定陈独秀从建党到大革命运动前期都是有巨大功劳的。明确将陈独秀和李大钊称为党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并将他们的照片放在正文的前面，肯定陈独秀在推动国共合作、领导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反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以及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方面所作的贡献。于是陈独秀墓也逐步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

安徽省政府于1998年5月批准陈独秀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中央领导对陈独秀父子故居和墓地的问题作了批示，11月中央还派督察员到安庆就批示办理情况进行了专项督察。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计划投资1300万元，对陈独秀墓进行全面修缮，开辟陈独秀生平事迹陈列馆，供后人瞻仰。

现在，陈独秀墓已开辟为独秀园，一条整洁的水泥路直通墓地。墓冢是在原墓的基础上升高扩大，用汉白玉包盖为半球形，墓基是用汉白玉铺砌的两层平台，四周有雕石栏杆，墓前有宽阔的石阶和通道，两米高的黑色花岗岩石碑十分醒目，这已是第五次为陈独秀的墓立碑。碑上刻着“陈独秀先生之墓”七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