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于都】于都县宽田乡的地名故事

1、桂龙村八大坵

桂龙村位于宽田乡的西南部，距离宽田乡7.5公里，桂龙村与龙泉村、红星村相连，南与黄麟乡的上关村交界，西与黄麟乡的和睦村交界，北与段屋乡的高丰村交界。桂龙村地处偏僻丘陵，七个自然村，各自隐藏在山沟里。

这里群山环绕，一条S型公路从龙泉村到桂龙村龙背组，似一条飘带。此处农民热情好客，诚实守信，博得了不少外界的赞扬。桂龙的水清澈甘甜，很受人喜欢，龙泉小学的很多老师不时与我一起来龙背小组用大塑料瓶装水回学校。因为龙泉村的水有一股煤炭味，开冷却后有一层白色沉淀物。

桂龙村村部周围是山，在老村部的附近还有几块大田，说到这几块大田，还有一段传说呢。

相传姓邱的来到桂龙安家落户后，非常勤奋开垦土地，邱老爷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开辟，整成了一块块大田，每块都有十亩以上，其中最大的一块为十六亩，终于开辟了八大块大田，这邱老爷子不准备再开荒田了。

一天上午，邱老头带着孙子去开垦的大田里，小孙子问老爷子，开这么大的田干什么，爷爷告诉孙子，开大块的田地，人家就没有人买，孙子说，我可以把一块田割成好几块分开来卖。邱老爷子听了气火攻心，决心不开了，不久邱老爷子一病不起，在六月的某一日含恨离开了人世。

这邱家孙子长大后，再也不去开垦田地，靠老爷子的八大丘田租赁人家，日子倒也过得滋润，可人到中年染上恶习，吃喝嫖赌，将八大块田也输完了。那时可还没有把这八大块田分割，所以解放后，这周围的邻村都把桂龙叫做八大坵。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包干，以后又多次土地分配，现在八大坵已分割成一二十块了，最大的也只有六亩了，不过这个小组也称为大片组。因为八个大坵连在周围，一眼望去，确实是一大片。（肖水荷）

2、龙泉石岩洞

龙泉村位于宽田乡的西南部，距离宽田乡5公里左右。龙泉村南与红星村相接，北与黄麟乡交界，西与桂龙村的乌鸭山交界，东与桂龙村的竹篱组交界。

龙泉村岩洞可谓闻名于世。其中有钎铝岩洞，位于龙泉村吊伞把石山，洞长300余米，洞中狭处单人须侧身而过，宽处可三两人并肩而行，洞中大处可容纳二三十人，距村公路一里左右，不时有石燕、蝙蝠穿梭于洞中，断断续续有石泉从石缝中潺潺流出，虽然水很清凉鲜气，可饮之前有一股淡淡的煤炭味和盐的味道。

狮子洞位于龙泉村横圳组将军山脚下，洞口宽阔，洞长百余米，洞底高5、6米，宽长20余米，可容纳100余人。猪婆岩洞紧邻狮子洞，与狮子洞相连，洞长二十余米，洞底中宽广处可容纳五六十人，但阴暗潮湿。

牛岩洞与闭门岩洞也位于龙泉横圳石脚下，和新屋石形态相近。

1930年4月底，陈毅、项英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从瑞金的九堡转沙心越上堡时，在龙泉村横圳将军山的狮子洞与猪婆洞休整了两天，第三天到达上堡，有史料称七月份才把叛变投敌的袁国标处决了。（肖水荷）

3、青云嶂

在龙泉有三大特产:一是席草，二是榆子树，三是石灰岩。

解放后，龙泉依靠人工编织草席搞到各地贩卖，在于都、会昌、宁都、瑞金穿梭于各城乡，名气大着呢，榆子树是龙泉天然与种植相结合，在赣南一带非常有名，榆子油可以降血压，治头晕。石灰岩天然生成，奇形怪状，近一百年开垦打石头建石灰厂，唯有青云嶂不似其他山脉。

青云嶂，原名仙殿址东，坐落在龙泉村高石下东南处，与黄麟乡分界山，呈东南—西北走向，山体范围约4平方公里左右，海拔7百米，积翠浮空，峰势悬陡，登攀而上，观江水如练，缭绕似带，在山顶回首观望，有一览众山小的感慨。

相传，吕洞宾在庐山还未成仙得道之前，经常游历各地名山，有一次来到这里青云嶂，认为绝对是一块风水宝地。就在此修建了仙殿寺，不少善男信女来此朝拜，非常灵验。吕洞宾本来想在此把道法发扬光大的，不巧一件令他恼火的事让他拂袖而去，最终在庐山仙人洞修道成仙。（肖水荷）

4、杨公坝

宽田乡杨公村的杨公坝，古地名为芒筒坝，地处梅江东岸，因三华里河沿遍长芦苇（又称芦芒）而得名。唐代天祐年间，芒筒坝更名为杨公坝，一直沿用至今。

为什么芒筒坝会更名为杨公坝呢？成因是这样的：唐之前，芒筒坝住户稀疏，人口不多，以撑船为业。唐末开始，人口剧增，尤以管姓为甚。人口的增多，族事随之增多，需要一个活动场所，此前没有。因而，族绅商定建座祠宇。建祠是一姓大事，除建筑规模，用工用料，款项筹措等需详尽计划外，择址定向，动工时刻，竣工时刻等，却应由风水先生推算后确定。所以，要请个有名的风水先生。当时，杨救贫在兴国三僚等地从事风水活动，声誉鹊起，便决定请杨救贫，即杨筠松。

杨救贫经查勘地形，选定在屋背岭（今和平组）以影穴，艮山坤向建管氏宗祠，并取名郴形。规模为土木结构，前后两进。不到一年的时间，祠宇竣工。

管氏宗祠因滨临梅江，曾先后几次被洪水冲塌，几次重建。管氏族谱记载：“洪水肆虐，屡建屡毁，靡费颇巨，了卒无济。”后来较长时间未修复，致荆棘丛生，狐兔出没。清康熙丙戍（1703年），由仲清牵头，在原址重建该祠。为防水患，改土木结构为砖石结构，即现在的管氏宗祠。

鉴于杨公为管姓建祠，逝后又葬于芒筒坝，管姓族众议决：将芒筒坝更名为杨公坝，以示敬爱。在宗祠内左廊亦为杨公建了“尚义祠”，立有神牌，以示纪念。（管让礽）

5、上堡村

于都县宽田乡上堡村，瑞西县委书记马德明烈士就出生于此。马德明早年参加农民地方武装“三点会”，经常打击地主恶霸，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宽田第一个革命武装——上堡赤卫大队，任大队长；历任于都、会昌、瑞金副大队长，边区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长征后任瑞西县游击司令部政治委员，1935年4月在一次突围中被捕，6月牺牲。

1930年，马德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瑞西县赤卫大队副大队长，有一天马德明与桂龙龙泉的肖忠秀（时任赤卫队员）一起出发去万田商量大事，其实当时的大队长袁国标早已暗中叛变，晚上到了万田，袁国标热情款待马德明，想暗中用米酒（放了迷药）来灌马德明，警卫员肖忠秀识破了袁国标的阴谋诡计，马德明由于身体还很虚弱，这一路几十里的行走使其更加头昏脑胀，加上喝了二杯迷药的米酒，已不省人事了。晚上安顿好马德明后，袁国标以许诺副大队长的头衔来利诱肖忠秀，肖忠秀马上装作答应了，准备第二天把马德明送往于都的国民党保安队，袁国标让肖忠秀看守马德明，并派了一位女子陪肖忠秀，门口还安排了两位站岗的，以防万一。

肖忠秀在凌晨一两点时，把女子困住，然后背起马德明准备逃走，可门口站岗的一问去干什么？肖忠秀说去上厕所，马大队长呕吐了三次了，现四肢无力，背他到隔壁上厕所，肖忠秀出其不意点了两位的穴位，赶紧连夜离开，第二天回到了上堡。

7月，袁国标已公开投敌，与国民党土匪一起烧杀奸淫，多次在梓山、黄麟一带攻打夏山革命根据地，在十月的一次战斗中，马德明赤卫队抓到了袁国标，就地处决了，袁国标部下又回到边区赤卫大队汇合一起，马德明任总大队长。

肖忠秀在一次战斗中打散后，回到桂龙龙背；可不久就被国民党抓壮丁抓了去，干了一年半的伙夫，后来逃回了家里。之后再也没有去部队了，后来听人家说，马德明大队长曾多次提到肖忠秀。

马德明转战于都、瑞金、会昌、宁都等多次。四月的一天，段屋、寨面、龙泉等地的靖卫团伙同土豪劣绅扑向宽田圩，对赤卫队发起进攻，赤卫队只有二十余人，敌人有八十多人，赤卫队因寡不敌众向寒婆嶂山区撤退，在那里休整了三天。马德明再三思考，不时看着自己的妻子。就在3月11日，因小儿发高烧，喂奶婴儿的哭声也停不下来，为了不影响队伍转移，为了不将敌人引来，马德明只好用手掐死了小儿子；大儿子马伯生当时担任马德明的警卫员，看到小弟的离去，过了好几天都不与父亲说话。

5月29日，马德明与儿子在山坳中遇到一批敌人，因负伤被捕后，被押解到万田保安团办事处，敌人的软硬兼施，马德明没有屈服。6月13日，敌人在上堡狮石岩的篾丝洞口准备枪决马德明，马德明拖着遍体伤痕，高呼“共产党万岁”， 纵身朝岩洞跳了下去，壮烈牺牲。

马德明牺牲后，乡亲们痛苦不堪，大家坚信马德明烈士的英灵将永远护佑这片热土。解放后，于都县人民政府拨款在上堡村狮石岩篾丝洞山脚下修建了一座纪念碑，主碑分别书写“革命烈士纪念碑”“马德明烈士永垂不朽”，副碑上刻着160名烈士英名和于都县人民政府撰写的碑文。已列为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肖水荷）  

6、桐树印刷厂

1933年春夏季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领导人决定，中央开办的中药制品厂迁往石含村猪婆垅，由于形势紧张，只有在傍晚时分行军，一些药品、制品等和一部分简单的器械，由当时乡苏维埃主席肖宝光负责带领3名赤卫队员押送，日夜兼程，从瑞金一批批运到石含的猪婆垅。

随着红军与赤卫队的不断扩大，加之国民党官兵以及各地的土豪劣绅等反动武装的破坏，经军区司令部陈毅、项英的指示批准，中药制品厂也分成三个制药厂，进驻在瑞西县政府所在地的山下村附近，七工丘、桂龙、龙泉、石含供给部则驻扎在桂龙的天竹山。

由于国民党的疯狂镇压，红军伤员与赤卫队伤员也不断增加，当时的赤卫队大队长袁国标，副大队长马德明在处置伤员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在龚楚参谋长。贺昌主任的一次次调解中才得以平息内部矛盾，并报告中央苏维埃政府批示，请求在周边地区增设医疗机构。

1934年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后方医院从于都的桥头石下也迁入上堡，院部驻上堡狮石岩脚下，也分成了几个分医院进驻七工丘、桂龙、龙泉、石含等与中药制品厂共同在一起。

话说中央苏区兵工厂的上堡狮子岩，印刷厂的桐树新屋脑，红军学校的竹芫下，工作开展的热火朝天，多少大刀梭标，红缨枪都是在这里生产的，名匠肖老三、曾大头等带着一群革命青年，生产出大刀二百七十余把，梭标四百多杆。

印刷厂的负责人是李师仁、曾传扶、李陈发等，虽然三位贫苦农民没有什么文化，但有热情，对待工作兢兢业业，积极负责，多次得到了项英、参谋长的表扬。

1934年10月初，红一军团近二万人离开兴国到宽田的寨面、段屋、岭背集合休整，补充。16日至18日傍晚开始出发长征，长征前夕，在休整中，把重伤员分布宽田、高陂、沙心、黄麟等地的群众家里安置。

红军长征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后方医院也随军长征，几个医疗机构与西江医院一同迁于宽田村潭江状元村，改称为“瑞西医院”，1935年2月份撤销。

10月23日，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把所有机械设备隐藏在竹芫下，在赤卫队长马德明的指导下，还是出其不意的打击周边地区的反动武装，印刷厂也不断地把传单秘密印刷后，交与积极分子分发，当时袁国标大队长发现自己的威信大大低于马德明，很是气愤，好在自己投靠了国民政府（当时许多人不知道）。

国民党对瑞西县苏维埃政府人员采取高官厚禄、金钱美女引诱，先后有三名叛变投敌，由于当时不知道谁是内奸，不时有一些重要文件被“遗失”，几次部署的作战方案被泄露。特别是1935年2月初，国民党多次组织“清剿”军突然袭击宽田、寨面，致使马德明被捕牺牲，红军伤员和无辜的革命群众遭到残酷杀害，兵工厂和印刷厂也被破坏殆尽。  （肖水荷）

7、角坑村

南端角坑村苦竹山组，离宽田圩大约八九公里，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这里的人们纯朴善良，热情好客，还流传着一个“仙人拜堂”的传说。

相传，苦竹山脚下住着一户心地善良的李姓人家，其实这李姓人家也只有娘俩，当时大娘刘氏61岁了，李老爷子在九年前因患一场病去逝了，只留下老大娘与11岁的儿子相依为命，他们在村庄好心人的帮助下草草地为李老爷子完成了后事。

这大娘刘氏与小儿子相依为生，其实刘大娘生了三个儿子，前两个由于战乱死于非命，李老爷子就是因此而气急攻心得病后，加重了病情，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去世的。刘大娘勤俭持家，细心培养这小儿子，也一直唤这个唯一的儿子叫“三伢子”，这三伢子很孝顺，又乐于助人，不知不觉便长大了成人。

到了该成家立业了，可拿什么来成家呢？家里贫困的很，几间土坯房还是李老爷子生前年轻时与刘氏大娘共同建的，也已三十余年了，一年到头租地主佬的二亩地耕种，如果风调雨顺的话，除了还租之外，勉强能维持生计；如果碰到水灾旱情，根本没办法度日。怎么办？刘大娘急在心里，可三伢子不急，整天乐呵呵的，日夜耕作，练就了一把种田好手。

话说一天下午，三伢子耕种回家后去挑水给母亲做饭，在小路旁发现了一位穿着破烂的小女子倒在小路边的水井一侧，三伢子叫了几声没回应，他连忙推了几下小女子，小女子气丝悠悠的说“我饿、饿……”又晕过去了，三伢子连忙扶起这小女子，背上她回到家中，告诉母亲，刘大娘把小女子安顿在床上，烧了开水，热了饭菜喂给了小女子吃。吃完后小女子要跪下拜谢刘大娘，大娘赶紧阻止，说是儿子三伢子发现你晕倒了背回来的，小女子又向三伢子拜谢，三伢子连忙说不用。不小心两人的手撞在一起，连忙缩手脸红了，小女子换好了大娘给的干净衣服，穿上还挺漂亮的。

原来这小女子是瑞金万田乡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姓袁，名兰玲，21岁。由于父亲在一地任地方官员，回老家省亲后，才返回府中，却遭奸臣诬陷，朝廷抄了其家，没收了家产。当地劣绅与奸臣勾结，杀害了她的父母与两个妹妹，幸亏一位好心的士兵，让袁兰玲从后门逃了出来。她讨了一身破衣服，昼夜兼程转辗到了乡下，遇到了刘大娘和好心的李三伢子。后来，刘大娘想把袁兰玲收为儿媳，并悄悄地问过了这袁兰玲，袁兰玲羞涩地说，一切由大娘做主。

且说李三伢子还是一如既往的做工，对这位袁兰玲虽有爱慕之心，可羞得要命。刘大娘决定在农历十月十九日为儿子与袁兰玲完婚。结婚当天，李三伢子与袁兰玲在众人的簇拥下，一一拜谢祖宗神位，而后又拜了母亲刘大娘。

袁兰玲与李三伢子婚后生了四个女儿、五个儿子，并与乡亲邻里和睦相处，成了这苦竹山一带最受尊敬的一家子。后来为了纪念他们夫妇，便在苦竹山边建了一座汝祖公庙。（肖水荷）

8、郭氏祠堂马灯

宽田圩的邻村上山头，居住的大多是郭姓人家，听老一辈说，这郭姓人氏是唐代大将郭子仪的子孙，在这定居有五百余年的历史了。苏区革命时，这里曾是瑞西县苏维埃政府最值得信任的村庄，并多次安排红军领导在此考察。此地民风淳朴，老百姓的思想觉悟也非常高。

1934年红军长征时，中央政府领导的机构随之转移。从瑞金的九堡、万田行军到于都，红军伤员就安排在宽田的潭江对面上山头，山下，桂龙，龙泉等地。话说安排在上山头祠堂的几位红军伤员，最大的24岁，最小的15岁。当地郭姓人家饱受了封建社会土豪劣绅，保安团以及国民党的官兵的欺压，自从红军来了后，得知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许多青壮年参加了红军队伍，在家的老人，妇女们经常为红军传递情报，送粮送菜，缝衣做鞋。得悉红军要去远征，老人们连夜赶打草鞋，通宵达旦。

一天的半夜时分，一支三十余人的队伍上了山头。这是驻扎在桂龙的红军医疗队，准备第二天下午赶到于都集结，跟随大部队一起长征。村子里家家户户都紧闭门户，以为是保安队。没有想到这支三十余人的队伍，没有骚扰百姓，他们悄悄地在屋檐下就地休息。有人发现这是红军的医疗队后，就叫起了家人，把红军医疗小分队让进了屋子，烧水煮茶给队员们喝。医疗队把一些药物分给了妇女和老人，还留下了一盏马灯。

天蒙蒙亮，小分队悄悄地离开了上山头，经过小五岭，途径桂龙龙背的正坑下山到了梓山，傍晚终于到了于都谢家祠与红军主力部队会合。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郭氏祠堂一直保留着这盏马灯。（肖水荷）

9、天圆山

位于宽田乡上堡村的天圆山，又名寒婆嶂，古称慈嶂，海拔989米，相对高度530多米。天圆山在群山间高高耸立，晴天丽日之际，东可观瑞金九堡之境，南可观会昌小密，西北可观于都、兴国，有人赞美天圆山“天晴能看三县风景，圆月可赏万家灯明”。天圆山的传奇故事令人惊叹。

天圆山、天圆寺，是于都县辖区内的几大名山、名寺、古寺之一。据于都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于都县地方志办公室2010年编印的《于都县寺观教堂志》记载：天圆山寺始建于唐朝初，清康熙十年（1671年）和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进行过维修。上世纪90年代再度维修、扩建。

这于都上堡的天圆山与瑞金九堡的铜钵山像是两把青锋宝剑，直插云霄，遥相呼应。两山相比，铜钵山山顶宽度比天圆山山顶更宽三尺，天圆山山顶海拔高度比铜钵山山顶更高三尺。天圆山与铜钵山虽然相距遥远，而两山的人员和物资却曾经能在空中自然来往。据《于都县寺观志》记载：“传说天圆法师主事时，香客甚众，席间常有香客来临，预算好的台凳瞬间突破计划。去山下搬借，可望而不可及。祖师旋即施展神通，与遥遥相对的铜钵山借餐桌凳子，桌凳就像云朵从对面山尖飞来，缓缓落在天圆山顶。用完后，祖师用同样的手法，把桌凳还回铜钵山寺。”据《天圆寺志》记载：当留在天圆寺住宿的香客多，天圆寺的住房住不下时，晚间，天圆法师就与香客牵手相伴，腾云驾雾领着香客至铜钵山寺借宿。

10、 杨公坝

杨公坝（今称“杨公村”），位于于都县宽田乡的梅江河边。古代，这河坝上芒草丛生，名为“芒筒坝”。在唐末（903年），当地官民为纪念一位称为“杨公”的圣人，将“芒筒坝”改称为“杨公坝”。这地名的更改，蕴藏着一个流传千年的神秘故事。

这里所说的“杨公”，是唐朝国师、地理宗师杨筠松（号“救贫”）。据《江西通志》《赣州府志》记载：“杨筠松，窦州（今广东省茂名市所辖信宜和高州一带）人。唐僖宗朝掌灵台地理，官至金紫光禄大夫。黄巢破京城，乃断发入昆仑山步龙，后至虔州（今赣州），以地理术传曾文辿、刘江东，世称救贫仙人是也。卒于虔，葬雩都药口（古代属“药口塘汛”今称“杨公坝”）。”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十月，黄巢农民起义军兵临城下，长安失陷前夕，僖宗李儇（音xuan）在“百官皆莫知之”的情况下，挚得三妃四王，由枢密田令孜率五百神策军护驾，秘密逃奔西川（今四川、重庆一部分）。僖宗出逃前，降旨杨筠松“断发入昆仑山步龙”（昆仑山位于青海）。

是年十一月，杨筠松目睹李唐王朝的腐败，对朝廷复起深感失望，毅然弃官为民，随同逃难的百姓迁徙南下。

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一月，杨筠松对黄巢称帝，心存戒备，闻讯大批中原人南徙赣南，该地已成为“客家人”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他随即从抚州行至虔州（今赣州市），一度隐迹于崆山，又名崆峒山（位于今赣州城东南）。后来迫于生计离开崆峒，以其娴熟的“地理”特长，在虔州乡村从事“地理”活动，助人建祠修庙，传承孝悌文化，尊称为“救贫仙人”（别号“杨救贫”）。

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六月，黄巢兵败泰山狼虎谷，自刎。僖宗复辟。杨筠松因未“断发入昆仑山步龙”，自度获罪于僖宗，既不敢返朝供职，也惧怕回原籍遭究，不得已长期浪迹于赣南农村。

唐僖宗中和五年（885年）三月，杨筠松行至于都县崇贤里（古代属今辖于黄金乡，一乡辖三里：崇贤里、长乐里、安富里），见这里山水宜人，环境幽静，利于隐居藏匿，遂择此地为长期寓居之地。

据史料载：崇贤里与长乐里共属黄金乡范围，古时的黄禅寺坐落在长乐里的天华山地域，当今属于银坑镇与桥头乡之间，海拔631米，并为三峰，中峰之阴有庵。这里树木葱绿茂密，翠竹挺拔清秀，山野花香景秀，气候凉爽宜人。正如知县王颖《重过崇贤里》所描述的一样：

惯行曲曲弯弯路，饱看重重叠叠山。

几度莺啼红树外，数声犬吠白云间。

王知县这首“七言绝句”，足使人有如进入“世外桃源”的感觉，发出了肺腑之言：“自惭半世佣书客，投老如匏羁百蛮。”可见，杨筠松在崇贤里黄禅寺收曾文辿（雩都曲洋小渊人）为大弟子，后又收刘江东（雩都葛坳上脑人）为二弟子，这是情溢于表的事。更使人联想的是，“杨公”去世的墓葬地——芒筒坝，距这里“一箭之遥”，可谓是天意。

当年的黄禅寺早已不复存在。据《于都县寺观教堂志》记述：“天华山寺始建于晋朝年间。相传，建天华山寺，周围沉下十八座寺庙，有一云游僧人礼真在本寺后面观音岩打坐于悟成道，现山下善信还称其为‘华山祖师’”。

杨筠松在黄禅寺居住期间，对两位弟子口授传艺。他们俩徒各有所长，刘江东不著文字，仅留口诀，执简扼要，子孙传之；曾文辿善于记录，历史上遗留下来托名杨筠松的著作，都是杨筠松去世后曾文辿代笔撰写而成。在《四库全书》中收藏的《撼龙经》《疑龙经》，是杨筠松口授曾文辿撰写的唯一遗作，被历代地理师奉为学习的经典、操作的依据。

杨公在雩都期间，走遍了雩都的山山水水，留下众多绝世佳作，其中矗立在杨公坝屋背岭下的“管屋祠堂”，至今保存较为完好的古祠堂，气势恢宏，连同“板凳定向”的传奇故事，千古流芳。

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二月，虔州刺史卢光稠请杨筠松择基扩建虔州府城。此前虔州城，是东晋永和五年筑的土城，故址相传在章贡二水之间，至义熙（405～418年）二年水毁，存在不过46年。后府治迁水东。南北朝时，虔州为南康郡，城治在雩都。虔州城废。杨筠松应卢光稠之请，在虔州期间，走遍周边山山水水，寻觅“龙脉”“水口”，为虔州扩城堪址、规划、设计、布局。杨筠松在充分掌握虔州“地理”资料的基础上，运用他独创的“形势派”地理文化理念，对虔州扩城精心堪址、规划布局，经过十个月的日夜操劳，终于在是年十一月中旬，完成全部方案。

是年十二月，积劳成疾的杨筠松，从虔州返回住地，途经雩都跃口（今于都县段屋乡寒信峡），辞世于船中，终年70岁，葬药口坊芒筒坝河岸上。卒葬地官民对他表示怀念，后来把芒筒坝改名为“杨公坝”（今属宽田乡），一直沿用至今，而且为他建祠、塑像，年节祭祀。

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年），赣州太守叶梦熊（广东惠州人）、雩都知县陈仰民（福建安溪人）亲临杨公坝瞻仰杨筠松（救贫）墓地。但因洪水泛滥，泥沙俱下，河床升高，杨筠松（救贫）墓葬被冲毁。于是叶梦熊、陈仰民新立照碑（类似“纪念碑”）于杨筠松（救贫）墓地对面的山嘴上（今属车溪乡雷公坑村地域）。

 据《雩都县志》（清·同治版）记载：“杨筠松卒于邑之药口，其徒曾文辿即于坝上扦地葬之，因名杨公坝。人欲寻其冢不可得，有遇之者，遥见其上有若锡制荼铛一事，就之则化为白鹭飞冲而去。其下堆阜突起，碑碣具存，因表识其地，以待复寻，辄又不可得。”从这段话的表述，证实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年），赣州太守叶梦熊携同雩都知县陈仰民亲临杨公坝瞻仰杨筠松（救贫）墓地，真是“以待复寻，辄又不可得。”

杨筠松（救贫）从朝庭流落到民间，在赣南潜居二十余年，致力创立“杨公地理”文化。“杨公地理”是选择人居环境的学问，以“扶贫济困”为理念，以《易经》精髓为核心，运用于人居、景观直至军事实施建筑之中，为规划建筑城镇村落、百姓人居、楼台亭阁、祠堂庙宇，而被海内外称道为中国古代“地理宗师”。

中国有着悠久的人居建筑历史，是世界上古城、古镇、古村落最多的国家。截至清末，中国上百个城市、两千多个县、数万个村、镇，大多由地理大师（简称为“地师”）精心选址、规划和布局，它深刻地左右着中国的传统建筑。从江河山峦到城堡关隘，从百姓村落，到皇宫大殿，从祠堂家庙到寺观塔桥，其基址的选择，方位的格定，乃至设计、布局和营造，都在“地理文化”的理念指导下进行。如当年杨筠松亲手堪址、规划、布局的“虔州”古城（今赣州市章贡区），誉称为“宋代博物馆”，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杨筠松功不可没。（曹景正）

（选自《赣南地名文化大观于都分卷》；供稿：于都县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