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唐太宗很赞赏他的观点，于是采取多种措施，鼓励臣下进谏。魏征以敢于“犯颜直谏”而著名。他前后上谏达200多次。有一次，魏征在朝中同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想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肯听意  见的好名声，只好暂时忍住了。回到内宫，他气呼呼地对长孙皇后讲:“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陛下要杀哪一个?”太宗回答:“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众人面，说长道短，弄得我下不了台。”长孙皇后听了，一声没吭，回到内室，换了一身朝服出来，倒身便拜。太宗惊奇地问:“这是怎么了?”长孙皇后说:“主明臣直。现在魏征这样正直，说明皇上英明，这是社稷之福，当然应该庆贺。”一席话说得太宗转怒为喜，对魏征再也不记恨了，反而经常夸奖他说:“人们都说魏征举止粗鲁，现在看起来，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开元年间唐玄宗的文治武功，促成了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劳动人民得以安心从事生产，封建经济高度繁荣。史籍记载:“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皆满。”(唐·元结:《元次山集》)“诗圣”杜甫也热情讴歌这时社会经济的繁荣:“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二首》)据记载，当时天下一斗谷物之价，多则一二十文，少则数文;绢一匹二百余文;全国各地驿道四通八达，商旅往来络绎不绝。在太宗、武后治理的基础上，经过开元年间玄宗君臣上下齐心的治理和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封建经济呈现出高度繁荣。这就是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开元盛世”。

西域图记》是裴矩根据采访胡商的资料而撰写的一部著作。据记载，在阅读了《西域图记》之后，炀帝“由是甘心，将通西域”，可见这部著作是在隋朝与西域贸易关系充分发展的前提下产生的，并在隋朝经营西域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所以它首先是部应当时政治外交需要而产生的经世之作，非一般的“纯学术”著作可比。

待中国使者在此歇息之时，小野妹子先行回朝廷去禀告此次出使的具体情况。当日本朝廷得知隋炀帝回复的国书在途经百济国时被抢走，很多朝廷大臣觉得应该处罚小野妹子的失职之罪。但是为了给中国使者留下好的印象，日本天皇最终没有处罚小野妹子。八月三日，裴世清等人在日本朝廷特遣官员的盛大迎接下正式人飞鸟京(今奈良)。八月十二日，裴世清等人得推古天皇召见，他将隋炀帝回复的国书大意呈报给天皇，其内容为:皇帝问倭皇好，得知日本“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和”“远修朝贡”,深表嘉赏,“故遣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前来致意并赠送礼物(参见《日本书纪》卷二十二)。当时的日本天皇对裴世清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隋书·倭国传》)

开皇四年(584)，长孙晟又任副使，随尚书右仆射虞庆则出使突厥，进一步密切了同所结交的突厥上层人物的关系，回朝后被任命为左勋卫车骑将军。开皇五年(585)，沙钵略上表向隋称藩，隋北部边患基本消除。开皇十四年(594),突厥都蓝可汗(沙钵略子)向隋求婚。长孙晟知其反复无信，势强后必反，建议朝廷拒婚。不久，长孙晟又建议将公主嫁与处罗侯之子突利可汗(即染干)，利用突利对付都蓝。开皇十八年(598)，都蓝出兵扰隋，突利先来告知，隋边境预有准备，都蓝未能得逞。开皇十九年(599)，突利被都蓝、达头击败，长孙晟引突利入朝，隋封之为启民可汗。不久都蓝为部下所杀，长孙晟奏请朝廷，建议令启民可汗部下分道招慰都蓝的部众，其众皆归附。开皇二十年(600),长孙晟率突厥降人为秦州行军总管，受晋王杨广节度。突厥的达头可汗调集大军准备与隋朝廷为敌。长孙晟奉命随晋王杨广出兵征讨，在大斤山附近与突厥相遇。他采用毒污水源之计，迫使突厥军夜遁，并追斩 1000 余人。仁寿元年(601)，长孙晟任受降使者，协助隋行军元帅杨素，支援启民可汗北击达头。次年，长孙晟同大将军梁默一起击退拒隋的突厥思力俟斤等，突厥军多降。仁寿三年(603)，铁勒等10余部皆叛达头转降于启民，达头西奔，启民尽得其众。随后多年，启民与隋一直保持亲善。隋炀帝即位后，长孙晟拜左领军将军。当时并州总管汉王杨谅起兵造反，隋炀帝任长孙晟为相州刺史,发山东兵马，与上大将军李子雄共同讨伐杨谅。平定杨谅后，长孙晟转任武卫将军，后为右骁卫将军。

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天竺是贞观十七年(643)，这时唐玄奘已从天竺诸国返回我国西域境内，在和田等候朝旨，准备东返长安。此前，当唐玄奘到达中天竺摩伽陀国时,曾向国王尸罗逸多(戒日王)详细介绍唐朝的情况。尸罗逸多于贞观十五年(641)派遣使节入唐，希望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太宗命令云骑尉梁怀璈持节抚慰，出使天竺，尸罗逸多再次派遣使节随唐使梁怀璈入朝。贞观十七年(643)三月，唐太宗再命卫尉丞李义表为正使，率随从 22 人，送天竺使节返国。这时王玄策任融州黄水县(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西)县令。他作为梁怀璈的副使,随同唐朝使团出使天竺。同年十二月，使团抵达摩伽陀国，游历天竺各地，并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七日在著名的灵鹫山勒铭留念;同年二月十一日，又“奉敕”在摩诃菩提寺立碑，两篇铭文现存于《法苑珠林》书中。一直到贞观二十年(646)，王玄策才与唐朝使团一起返回长安。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天竺，前后历时4年左右，往返都经过泥婆罗国(今尼泊尔)。

贞观二十一年(647)，王玄策作为正使，率副使蒋师仁等 30 余人再次出使天竺诸国。这次当使团到达中天竺时，恰恰碰上摩伽陀国王尸罗逸多去世，摩伽陀国大臣阿罗那顺发兵拒斥唐使，并劫夺其他天竺诸国献给唐朝的贡物。王玄策率领的使团随从人员悉数被俘，他本人则逃奔到了吐蕃国。王玄策在吐蕃国征发了1200人的精锐部队，又调发泥婆罗国7000骑，返回中天竺，攻打阿罗那顺。经过激战,生擒阿罗那顺，斩首3000余级，俘虏1.2 万人，获牛马3万头，于贞观二十二年五月庚子(648年6月16日)将阿罗那顺带回了长安，王玄策本人也因功被拜为朝散大夫。第二次出使历时两年。

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唐高宗第三次派遣王玄策出使天竺，送佛袈裟。1990年6月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县城以北约4.5千米处阿瓦呷英山嘴发现的摩崖石刻《大唐天竺使出铭》,明确记载“显庆三年(658)六月”，左骁卫长史王玄策经“小杨童之西”出使天竺的经历，为王玄策的出使活动增添了新的实物证据。显庆五年(660)九月二十七日，王玄策一行到达摩诃菩提寺，十月一日离开此地返唐。《法苑珠林》卷二九在谈到唐朝供奉的佛顶骨时，明确记载，“至大唐龙朔元年(661)春初，使人王玄策从西国将来，今现宫内供养”。则王玄策到达长安的时间应在唐高宗龙朔元年(661)，这次出使历时5年之久。

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中,若是有“赞蒙’尊称且去世后享有祭祀这两项的，其地位都不低于吐蕃王后拥有的待遇，文成公主、金城公主都有此待遇而在松赞干布的女人中只有文成公主有这待遇。

杜环是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到达非洲的中国人。杜环出身望族，作者杜佑的族子，深受其影响。杜环在怛罗斯战役中被阿拉伯人俘获后，送到库法，受到优待，这使他得以周游西亚，并随着阿拉伯使团经过埃及、苏丹而到埃塞俄比亚的摩邻国。

麹文泰依依不舍，要求玄奘他日东还，定要再到高昌停留。玄奘一一答应。麹文泰以当地最隆重的礼节，手执玄奘之足，与之垂泪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