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你有没有过在月黑风高的夜晚，被长辈拉着去给逝去的亲人烧纸的经历？笔者小时就有这样的经历，而且对长辈的一言一行都感到神秘而恐惧。

十一月，我们经历了两个“鬼节”，一个是西方的万圣节，一个是我国的寒衣节。记得寒衣节刚过的时候，大街小巷的地面上，还留着很多圈圈，烧过东西的灰烬依然保有痕迹。

人们在这个日子里，会为死去的亲人送去寒衣，也送上自己的惦念。

为什么人们要追思自己的亲人甚至是隔了几代的祖先？它是怎么来的？这大概要从古人做梦开始说起。

1.灵魂不死

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也和我们一样，睡着以后会做各种各样的梦，在梦中，人们可以做一些清醒时无法办到的事，比如从悬崖上摔下来死不了，能够像鸟儿一样飞翔，甚至是一些难以启齿不可思议之事也能够在梦中得到回应和满足。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即是如此。

但伟大的古人不这么想，他们从做梦中获得启示：人，是可以脱离肉体而存活的，这个存活的东西就叫做灵魂。

人死了，只是肉体的大限已到，灵魂却依旧存在，因此古装电视剧中总会利用“阴魂不散”来制造各种“意料之外”。

灵肉分离、灵的神奇，让古人对灵魂产生一种信仰。

恩格斯说：“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既然灵魂不死，古人便自然而然地认为，善待灵魂的肉体，就可以得到平安和护佑。

考古工作者发现，大约在一万八千年前，生活在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在他们生活过的洞穴下有墓葬的存在，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墓葬，在墓葬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朱砂。一些研究者认为，红色象征了血液，在埋葬地中使用红色，就相当于为死者补充、保住了血液，进而可以保全生命、守住灵魂。

如今，将死者与红色相联系的现象，已从现代社会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或是更为复杂的丧葬礼俗与信仰，或是出于无神论而对丧葬行为的简化甚至省略。

2.祭祀与丧葬

我国的历代帝王都认为灵魂不死，因此不仅会给自己准备大量的财物，还会选择一些活人来陪葬，这就是 “人殉制”的葬俗，据说为周幽王生殉的女子有一百多人。秦始皇是灵魂不死的忠诚拥护者，否则也不会给自己搞那么多陪葬，而兵马俑则是“人殉制”的一种发展和变体。明朝时，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都有生殉的妃嫔，只不过人数比几千年前少了一些。直到努尔哈赤时，大妃阿巴亥的殉葬也成了一个谜题。

平民百姓当然没有帝王的财力，也没有权利让别人为他生殉，但也会在生时给自己攒所谓的“棺材本儿”，为了能够在彼岸世界得到安乐。古人一定没有想到，这些随葬品竟然成为其子孙后代研究他们的重要资料。

活着的人，为了能够抚慰灵魂，在不自觉中创造了专属灵魂的节日，寒衣节就是生者的一种换位思考：天冷了，灵魂也应该穿上御寒之衣。当然，穿寒衣只是祭祀、追思祖先和亲人的一种方式。除了经过时间沉淀留存下来的各种与灵魂相关的节日外，人死后的一系列相关事宜也被保留了下来，而且颇为繁杂。

就拿葬法来说，历史上除了流行土葬外，还有火葬、水葬、天葬、悬棺葬、树葬、塔葬等等，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中就出现了各种葬法，也由此联想出一系列令读者瞠目结舌又欲罢不能的尸鬼。有的时候，人们根据习俗或因“风水”之故，会进行二次葬。我们从现实意义来看，其实每一种葬法都代表着当时的文化和人们的信仰。

（郭璞：《葬经》作者，据说是历史上水葬第一人）

不同的朝代对葬法也有一些禁令，但各种葬法几乎是并存的。比如火葬，火葬的流行与佛教输入有密切关系，宋元明较多，而清代虽严禁火葬，同治年间的苏松太三府的火葬依旧盛行。

元朝的丧葬非常神秘，贵族的葬礼十分隆重。蒙古族人认为，请“萨满”巫师为死者举行各种祈祷仪式不仅能够使死者灵魂得到安息，还能为其后人带来幸福。而死者安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墓地四周都有士卒把守，决不允许他人靠近，直到墓地长出青草，和周围没有任何区别，士卒才会离去。所以元朝的各位帝王是没有陵墓的。没有陵墓如何祭祀呢？聪明的蒙古人想了一个办法——建了一个专门的祭祀场所“烧饭园”。

其实，这也不是蒙古族的首创，契丹、女真都有称为“烧饭”的丧葬习俗，王国维在《蒙古札记·烧饭》一文中就指出“‘烧饭’本契丹、女真旧俗，亦辽金时通语。……《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女真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所有祭祀饮食等物尽焚之，谓之烧饭。’”后来，人们用纸质车马代替活物，今天“送三”的习俗据说也是辽金烧饭风俗的延续。总之，即使没有陵墓，当需要祭祀祖先时，蒙古人就在大都专门的祭祀场所——“烧饭园”请萨满来主持祭奠。

简单了解了葬法后，我们来看看丧服和丧礼。丧服可以分为斩衰服、齐衰服、大功服、小功服、缌麻服五类，人们常称此为五服。五服都属于麻布的材质，根据与逝者亲疏关系而分，斩衰服为最粗麻布制成，穿斩衰者为死者最亲近之人，需为死者服丧三年，缌麻是五服中的第五等，是熟麻布制成，穿缌麻者需为死者服丧三月。

（影视剧中的丧服）

就丧礼而言，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不同的地域也不尽相同，更衣、点引路灯、招魂、浴尸、入殓、戴孝、守灵、吊丧、告穴、出殡、拜七、百日祭、周年祭，无论程序如何，它的每一步都代表着生者希望将自己的亲人安乐地送到彼岸：点长明灯，是为了给逝者照明，因为生者认为阴间是黑暗的；烧纸钱，是为了让逝者能够顺利过桥，因为生者认为阴间是充满了邪恶和贪污的。

明代时的北京，在丧葬用品上流行纸糊方相，这个类似于今天河北省所称的“纸扎”，也就是纸人、纸房；丧葬仪式也相对隆重，比如会请做白事的戏班来演走马等百戏。从当时的习俗来看，明代的北京虽然不像南方那样“丧事喜办”，但亦有庄周鼓盆之意。

（庄周鼓盆）

清朝，满蒙汉混杂，丧礼更加繁琐。就死者的穿戴来看，死者穿的鞋必须是布底，还要做出莲花图案，因为脚蹬莲台代表了修成正果。此外还有很多因谐音而定下的规矩，比如死者的衣服不用纽扣只能缝飘带，因为“纽子”和“扭子”谐音；衣料也不能用缎子，因为“缎子”和“断子”谐音。其实，所有的礼制不仅是为死者送上哀思，更是生者释放悲痛的出口。

3.孝道

早在古代，对已逝之人的怀念与祭奠，就不仅代表着敬畏，而是有了“孝”的内涵。“孝”是中国的“特产”，西方人的脑海里没有“孝”这个内涵，他们长大后愿意侍养自己的双亲，纯粹是因为血缘。因此当用英语翻译中国的“孝道”这个含义时，并没有对应的单词，所以只能专门创造出一个词组“filial piety” ，意思是：子女的虔诚。

现在就来说说我国的“特产”——孝。甲骨文中己出现孝字，说明孝的观念在商朝时已形成。发展到周朝，孝的观念已经与宗法制度联系在一起，祭祀便成为了向祖先尽孝的重要表达方式。《诗经》中描写祭祀祖先时，主祭者常自称“孝子”、“孝孙”。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除了对祖先，对逝去的亲人也形成了一整套庞大的追思体系。比如，厚葬还是薄葬、服丧期限等，都经历了各种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对此各有说辞。儒家主张长丧厚葬，而墨家主张短丧薄葬。庄子与晏子则较为豁达，庄子说自己“以天地为棺椁”，也就说他死后连棺材都不用给他准备，天地就是他的棺椁；晏子说“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古人对入土为安极为重视，但晏子却说自己死后，火葬也可，水葬也可，甚至不穿衣服用草包裹起来扔到沟壑里也可。既然死了，那就随便吧！这真是比现代人都豁达！

秦汉、唐宋时期，厚葬成为了主流。尤其到了宋代，由于佛教的广泛影响，丧的厚薄与孝的多少联系得更为紧密了。明清时期将此承袭下来，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从《金瓶梅》李瓶儿和《红楼梦》秦可卿的葬礼花费和排场中就可以得知。

除了葬，丧期也经历了长短起伏的发展。孔子是孝的改造者和传播者，他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不过，孔子的三年丧在春秋末期看来，已经不能完全实行，就连他的弟子宰我都对此表示怀疑；儒家的死对头墨家则倡导三月丧。

汉初时，文帝遗诏，令臣民 “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也就是说，文帝下棺后，臣子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细布衣七日，以三十六日为限，三十六天以后全部释去孝服；而天下百姓，在接到志哀令后三天就可以停止悼念活动了，而且在国丧期间举行嫁娶、祭祀的饮酒食肉也是允许的。用三日代替三月，用三十六日代替三十六月，这种以日易月的仪轨也被历代沿袭下来。

如果说灵魂之说过于玄虚，那从祭祀祖先发展到孝的层面，其实就是灵魂之说从虚无走向现实的过程。灵魂是针对死者，孝则是针对生者。一旦上升到活人的层面，那必定会为各种人所用，以达到各自的目的。

到了西汉末年，大儒公孙弘为后母服丧三年，这显然是为了使全国上下尊儒术做的 “活广告”。

西晋时期，由于得权不正当，当权者则利用孝来治天下，这使得为政府尽忠之人少之又少，官员多不作为，常常为小家而不顾国家。《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的主人公王祥，主要的功绩是平定过州内的小叛乱，基本没有其他作为，最终却官至西晋太保，究其原因，他是“以孝升值”，他的人设符合当时国家的文化建设，因此经过政治加工，最终扬名。

厚葬还是薄葬、服丧期限等变化的根本原因，要么是一部分活着的人想要控制另一部分活着的人，要么就是一部分人想要借此来获得利益。汉代名人赵宣就是后者的典型例子。

汉代做官的途径是通过察举，赵宣本是布衣，想要成为孝廉被举荐，因此在父亲下葬后，便住进了墓道里为父亲守丧，一住就是二十年。他的孝行终于轰动了街巷，便被推举为孝廉。但当太守陈蕃询问时，才得知这位赵宣竟然在墓道里结了婚，还生了几个孩子！墓道改婚房，这真是闻所未闻，最后的结果当然是竹篮打水了。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沿着传承下来的旧俗，为逝去的亲人献上哀思与祝福。今天，人们更信科学了，也明白了灵魂之说的荒谬之处，但烧纸、祭拜之行却没有因此中断，那些零零碎碎、纷繁复杂的仪式依然保存着。今天的“环保祭祀”虽然摒弃了很多传统的糟粕，但恰恰反映了在人们内心中仍然为祭祀留着一席之地，且难以被替代。

祭祀与服丧，可能早已不再是迷信，而是一种释放，一种信仰。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这句话，据说是柴静说的，无从考证，但说得好！